因為PM2.5該滅掉煙花秀嗎？
蛇年的煙花爆竹于2月5日在北京統一上市。
但一場空前的抵制煙花的風暴也已熱浪撲面。
“除夕夜不放煙花會死啊？”
面對連續的霧霾天氣，氣憤的網友在憤怒地喊話。
一時間應者云集。
童話作家鄭淵潔在微博上發起“春節期間遇霧霾空氣污染禁放煙花”投票，有超1700人參與調查。數據顯示，近85%的網友贊成“我同意遇污染天禁放煙花”，僅15%左右的網友表示“反對”。
當作家向公知迅速轉型的時候，鄭淵潔或許忘記了一點：煙花曾被禁過，后在文化人呼吁下，以民俗的名義重出江湖——他們的理由是：不放煙花不會死，但會不爽，而廣大群眾連過春節都不爽，顯然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1994年，在京城春節上空飄蕩了上千年的煙花，隨著政府一紙禁令煙消云散。
北京市政府從1993年12月1日起，規定在城市中心的八個區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違者要處以100元到2000元的罰款。隨后，全國陸續采取禁放政策的城市共有２８２個。
這條禁令是順應當時民意的。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八個城區近郊區人大、政府對８萬多市民的調查統計，贊成禁放的占８４．６％，反對的占１３．２％，持保留態度的占２．２％。
禁令的理由和今天民眾的呼吁別無二致：安全和環保以及高昂的社會管理成本。
但副作用是：北京人民必須忍受沒有煙花爆竹帶來的過年快樂喜悅氛圍的驟然喪失。
另外，執行這項禁令的社會管理成本也相當驚人。
２０００年，北京春節期間的環境噪聲超過國家標準；因燃放煙花爆竹引發的火警達到３４起，并致傷２７５人，２人死亡。另外，違法販運、銷售煙花爆竹的案件也時有發生。
于是，禁改限的呼聲日益高漲。，到2004年已有１０５個城市解禁，其中包括上海、杭州等城市。
在海外，已經禁放３４年的新加坡今年１月３日起正式開禁。
北京當年一項調查結果顯示，23%表示應該完全禁放，66%的人認為不應禁止，但應有所限制，11%的人認為應該完全放開。
2005年，北京市政府再度順應民意，并以“執法成本很高、社會效果不好”為由，將嚴禁了12年的煙花放出管制牢籠，完成了一個充滿黑色幽默的輪回。
今年禁放滔滔民意再度卷土重來，理由和1993年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是今年多了個PM2.5。
可以想見，隨著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尤其是汽車時代全面來臨，相對于1993年，即使政府采取了種種措施，今日環境污染更加嚴峻，且在連續霧霾鎖城之下，居民環保意識獲得進一步提升。
禁掉煙花會帶來多大程度的環境質量的改善，在各界尚有爭論，尤其是當這個收益與群眾過節付出的喜慶代價相比，會再度陷入一個讓人無比糾結的權衡——連環保制度監管嚴苛的新加坡都最終選擇了妥協。
而且再度禁放后，北京居民會不會在短暫的歡呼后，寂寞難耐下再度向往煙花滿天、爆竹聲聲的熱鬧？隨后“執法成本很高、社會效果不好”的呼聲再起？畢竟，這個城市已經歷一次從禁到限的輪回——且都是在順應民意。
從治理大氣污染的角度，禁放煙花不是遏制PM2.5的當務之急。
目前，北京大氣污染的罪魁主要來自機動車排放、工業和建筑工地污染以及供暖的燃煤排放，而近期霧霾鎖城，政府采取的短時治理方案都是污染工廠停工三成和公車停駛三成，并取得了顯著成效，贏得掌聲一片。
問題是：能不能將這些措施長期化、制度化，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政績考核方式，為中國治理大氣污染探索一個長效機制？
公眾禁煙花的呼聲再度升騰，只是一種渴望碧水藍天、美麗中國心愿的呈現，但真正付諸實施，卻需要認真考量各方利弊得失——民意應當尊重，但現代決策必須秉承理性、科學和有效的原則制定。
畢竟，任何一次朝令夕改都是政府公信力的透支，都會造成社會管理資源的無端浪費。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
